桐君山唐代大历篆书摩崖考

↑张国雄 摄（2022年10月）

桐君山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，与县城隔水相望，富春江和分水江交汇于此。相对高度 60 米，地势既险又美，登山远眺，平潭澄碧，桐庐县城山水风光尽收眼底。清末梁启超称之为“峨眉一角”，康有为则誉之为“峨眉诸峰不及此奇”，历来有小金山、浮玉山之美誉。相传，上古黄帝时期有高士结庐炼丹于此，悬壶济世，不求回报，问其姓名，辄指桐为姓，乡人尊称其为桐君。桐君，识草木金石性味，定三品药物，著《桐君采药录》，其所定处方格律君、臣、佐、使，沿用至今，被后世尊为华夏中医药鼻祖，桐君山因此被誉为“药祖圣地”。桐君山、桐庐等地名皆由此而来。山上现有桐君祠、桐君塔、四望亭、叶浅予故居等胜迹，为富春江畔著名风景名山。 

↑张国雄 摄（2022年10月）

桐君山是桐庐的人文圣山。自唐宋以来，历代文人墨客纷纷驻足，或高歌吟咏，或泼墨挥毫。宋代如范仲淹、苏辙、杨时、朱熹、米芾、杨万里、陆游；元代如萨都剌、邓文原、张久可、俞颐轩、徐舫；近现代如郁达夫、黄宾虹、陆俨少、叶浅予、沙孟海、王伯敏等，为之留下了大量诗文书画作品。北宋米芾游览桐君山，曾挥毫为“竞秀阁”题匾，留下一段书史佳话。至今，桐君山留下唐宋以来摩崖石刻 13 处，碑碣 20 余方。其中，最为珍贵的当属唐代大历年间的篆书摩崖。

该摩崖位于桐君山东麓滨水处，距离水面约 8—10 米高度。摩崖分为两部分，上部为唐篆题名正文（字心横 50 厘米，纵 80 厘米）：

“殿中侍御史崔頩、桐庐县令独孤勉、尉李税、前尉崔泌、崔浚、崔溆、崔沅，大历八年九月廿二日记，崔浚篆。”

下部为唐宋人题跋（三幅整体：横 97 厘米，纵 60 厘米）：

左侧：“皇祐庚寅夏，苏才翁来观。”

右侧：“周宽之治平初，秋九月游。”

中间：“桐庐县令独孤勉，前左金吾兵曹薛造，处士崔浚、崔溆，桐庐县尉程济，大历八年十月廿四日题。”

巉岩高耸，藤蔓覆盖，无山路可至，非舟楫不能到，故千余年来，鲜有人问津。晚清以前，桐庐地方文献，无任何记载。它的发现并被著录，始于晚清桐庐名士袁世经。

袁世经，字艺圃，号雪蕉，又号石屋山人，坊郭（桐庐）贡生，晚清名臣袁昶伯父。嗜酒好奇，工画善书，为人放旷，好青白眼，村老樵客或献酒一瓻，席花枕草，随意挥洒予之；非其人则一笔勿与。熟于明季野史，每携壶登陟，良辰赋诗酒中，辄云：“我卒当醉死！”里人以狂客视之，然天性孝友，笃于内行，人莫能测。著有《石屋山人集》一卷，《酒谱》《区田考》《新定方言》《古音证续》《渔桷问答》《种树书》各一卷。

清咸丰壬子秋九月（1852 年），袁世经独乘秋水，舣舟桐君山崖下。扳藤攀登，隐约看到崖壁上有字迹，遂剔除苔藓，无意间发现了唐代篆书摩崖。一时欣喜若狂，却苦于无法立木搭架，攀崖不得。之后，独自冒险登梯拓印，终于取得了拓片。袁世经在他的《石屋山人集》里，详细记录了整个经过：

悬崖陡壁，下瞰深渊，江水稍落时舣舟其下，扳藤猱登，剔苔仅乃可辨。欲迻毡椎，必募工搭阴架，苦无立木处，不知当日何以摹刻。前人好奇，风趣乃尔。崖左右方题字，尚多以险绝，不可迫视，摩挲而止。斯游犹有憾怯，士殆不免于樵夫笑之耶。……右文予力疾手拓，仅得数纸。

同时，袁世经又对摩崖内容进行了局部考证：

清河小房，有温州刺史溆，博陵之崔，有刑部员外郎泌，未必此文泌、溆也。……令尉司李姓名，当补入邑志“官师表”。

按《新唐书·崔氏世系表》，袁世经，找到了崔溆、崔泌的相关记载：崔溆官至温州刺史，其姓出自清河郡小房，崔泌官至刑部员外郎，其姓出自博陵郡。但袁世经认为“系属不同，时代非次”，《新唐书》中的溆、泌未必就是摩崖题名中的溆、泌。县令独孤勉、县尉李税等姓名，应当补充入《桐庐县志·官师表》。（注：袁世经所谓“令尉司李姓名”，其中“司”字当为误识。）

袁世经的考证推断虽系一家之言，但他第一个发现桐君山唐篆摩崖，第一个拓印并考证著录，同时又提出摩崖题名中的官职姓名，可补充县志之失，凭此一点，就奠定了他研究桐君山唐篆第一人的地位。其后，袁世经又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古风《桐君山下大历题名诗一首》，全文如下：

平生龟手打石本，

荒崖断石搜屈奇。

鬓丝垂老不自惜，

奇纵目睫几失之。

环洲群山障合沓，

二水交带流城陴。

一峰崖断忽东出，

惊翮铩落山灵批。

悬崖下瞰老蛟窟，

授以磔犬牙争劘°

炎空往往雷雨作，

草水疑有腥风吹。

不知何年划绝壁，

试组铁索梯登危。

舣舟岸枯水返壑，

扪葛剜藓粗沙治。

呼工洗剔奇迹出，

虫蛇棼缊芒稻垂。

又如山川鼎彝裂，

鸟躅凌厉缘朱丝。

纵横行列辨星斗，

篆势圜圜正肩随。

银鱼朱衣首崔缜，

独孤程薛题名辞。

追溯大历岁癸丑，

泛舟张宴穹谐娶。

是时阳冰括苍令，

传与笔法其徒疑。

李监体势最惊绝，

变化流峙方员宜。

兹迹方之虽邾莒，

亦足振起草隶衰。

前人游屐所不到，

从古著录遗崔嵬。

嗟予东皋被酒误，

乃幸披榛胠瑰之。

才翁翩翩亦风致，

坐想篾舫孤村维。

乃知世闻奇物多不遇，

风雨驳蚀生苔资。

断崖荒松披斫立，

石墨在手猿猱催。

诒之后来好事者，

继登毡蜡千年谁?

诗中记叙了摩崖所在的险峻地理位置和他发现并冒险拓印的经过。同时，通过“虫蛇棼缊芒稻垂，纵横行列辨星斗”等大量比喻，对唐篆的体势进行了生动的描写，提出了“是时阳冰括苍令，传与笔法其徒疑”疑问。袁世经一方面在《石屋山人集》中提出“其（崔浚）篆法极似尹元凯、瞿令问，确是唐篆也。”一方面又想到了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，他认为崔浚篆书与李阳冰篆书一脉相承，是否是李阳冰亲传弟子？值得怀疑。对李阳冰篆书风格是否为其首创提出质疑。李阳冰篆书独步李唐，世所公认，自称“斯翁之后，直至小生”，对所创篆体极其自负。崔浚其人，袁世经并未考证出来，是李阳冰的书风影响他？还是他的书风影响李阳冰？

尚无直接证据。袁世经凭此一问，反映出他不泥旧说的探索精神，值得后人深思借鉴。

袁世经曾狂傲地诘问：“诒之后来好事者，继登毡蜡千年谁?”也确如他所言，在他之后的 100 多年间，桐君山唐篆一直无人问津。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，金石界“碑帖大王”陈锡钧的到来，又为桐君山唐篆增添了一段佳话。

陈锡钧像（蒋频）

陈锡钧（1880—1961），字伯衡，号汉华，曾用名振之，祖籍江苏淮阴，藏书室名石墨楼，早年曾用室名湖海楼。曾任浙江寿昌县知事、绍兴酒捐局局长、解放前夕任浙江通志馆编纂；解放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、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等职。先生一生致力于金石文献的收藏与考证，嗜碑成癖，收藏宏富，考证精深，以藏考碑帖盛名，为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。陈锡钧所藏历代金石碑拓 5000 余件，后基本捐献给了国家，高风亮节为后世景仰。

20 世纪 30 年代，陈锡钧偶然在《桐溪耆隐集》中看到了袁世经的相关记载，百里迢迢，只身来访。几经转折，他也找到了桐君山唐篆，但他也碰到了袁世经同样的问题——无法攀崖拓印。一时苦求不得，竟成了一桩心病，后在桐庐县长的帮助下，组织了一队熟悉地势的当地人攀爬拓印。其时陈锡钧已年过半百，他担心乡民胡拍乱拓，不顾县长再三劝阻，执意亲自冒险攀崖拓印。8—10 米的高空，下临大江，上下只容得一人，又无安全设施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当陈锡钧千辛万苦取得拓片下来时，不慎滑落，差点掉入江中。县长慌忙叫人相救，陈锡钧生怕拓片浸湿，竟高举着大呼先救拓片。大有南宋赵子固落水救定武兰亭，高喊：“兰亭在此，余不足惜也！”的遗风。

金石学家余绍宋先生（1882—1949）与陈锡钧相友善，陈锡钧曾赠他唐篆拓片一份。为此，余先生曾撰《桐君山题名摩崖跋》专文考证记录，发表在《东南日报》特种副刊《金石书画》（1936 年第 62 期）上。文中写道：

吾友陈伯衡先生，嗜古成癖，自闻有此摩崖，百计求之不可得。久之，始籍县长尹志仁君之力，冒险拓得若干纸，而以其一见贻。

陈锡钧所藏碑帖每种均亲自考证或题识，不下数千种。真正他认可的珍品只有《司马温公家人卦》、吴越钱镠《凤凰山排衙石刻诗》、吴越王钱弘俶《金涂塔铭文》，《杭州石物洞造像拓本》，《桐庐县令独孤勉等题名》，《葛洪处州南明山题字》等 50 余种。陈锡钧曾题跋：“唐周宽之（实为宋人）、独孤勉、崔浚、程济等题名与宋苏才翁一纸同拓最为罕见，此同拓本最为宝贵。”“桐君山唐人题名最精之二份，内有一份唐宋两题同拓一纸尤为难得。”可见此摩崖在陈锡钧心中的地位和价值。

余绍宋先生未能亲临桐君山摩崖，虽然与陈锡钧的研究侧重点不同，但他在袁世经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，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观点。他在《桐君山题名摩崖跋》中写道：

今考崔頩为后魏殷州刺史，楷之八世孙，系出博陵平安第二房，官至贺州刺史，见《新唐书》宰相世系表（卷七十二下）。其在桐庐，方官殿中侍御史耳。独孤勉亦见世系表，为定州刺史，冀之七世孙，官至杨子令（卷七十五下）。其在桐庐，盖在先也。此二人，艺圃（袁世经）未考出。其四崔中泌溆二人，亦见世系表。泌亦出博陵平安系，仕至刑部员外郎。溆则出西祖清河小房系，仕至温州刺史（俱卷七十二下）。艺圃谓其系属不同，时代非次，未必即此二人。然同在一县，何以必须系属相同，时代先后？仅据世系表，亦难遽断其非次也。前尉仅崔泌一人，浚、溆、源，非皆前尉，观第二石浚、溆又题为处士，可知。

按余绍宋先生的考证，他不仅考证出了崔頩、独孤勉，而且认为《新唐书》中崔氏頩、泌、浚、溆、源与桐君山唐人题名是同一批人，而袁世经持“未必”是同一批人的态度。

笔者赞赏袁世经治学的怀疑精神，但更倾向余绍宋的“同一批人”说。《新唐书》所载人名与摩崖所刻人名应当是一致的。按崔氏姓氏源流，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同出一派，皆秦国大夫（封东莱侯）崔意如后裔。汉代时，崔业袭爵，居于清河，崔业的弟弟崔仲牟，则另居于博陵安平，后分衍出博陵安平房、博陵大房、博陵第二房、博陵第三房等支派。此即为博陵崔氏之始。汉唐以降，崔氏一直是北方豪门大族。至唐朝初年，全国郡姓中位居首列的五姓七家中，崔姓占了两家，即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。在唐朝，博陵崔氏一共诞生了 15 位宰相，崔氏排名仅次李姓、长孙姓之后，位居第三。

今观崔氏頩、泌、浚、溆、源五人，除崔頩外，其余四人名中皆带水部。古人取名皆按辈分，四人名中带水，笔者推断其为族中同辈兄弟，崔頩名中带页部，当与其余四人不同辈份，极有肯能高出一辈，又有殿中侍御史（掌殿廷供奉之仪式）的官衔，尽管在唐代是个从七品下的官职，比独孤勉七品县令低半个官衔，因是朝廷上差，所以在摩崖题名中排名第一。

桐庐县令独孤勉，平调当过杨（扬）子令（县治在今扬州南扬子桥附近），后官至定州刺史。独孤姓出自刘姓，起源于北魏时代北鲜卑部落，是光武帝刘秀的后裔。自北魏至唐朝，一直是北方大姓，唐代宗李豫的贞懿皇后便是独孤氏。独孤勉以皇亲国戚之族任桐庐县令，不过是个暂时的过渡，其升任定州刺史（唐代刺史职权相当于今天的省长），当与其家族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至于唐人崔浚、崔源、李税、程济、薛造，以及宋人苏才翁、周宽之等人，除了苏才翁外，限于史料，已难考证。袁世经、余绍宋二先生亦未作太多深究。因周宽之的题记位于独孤勉的题跋之前，很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读，正确的读法因从左往右：“周宽之治平初，秋九月游。”袁世经还误将周宽之当做了唐人。余绍宋则指出，周宽之为北宋人。他在《桐君山题名摩崖跋》说：

其第二石，艺圃释文首两行，以为石文既泐，拓亦颠倒失次，不知此两行，乃右行之文，治平初秋可作年字解，犹言治平元年（1065）。或初字句读，亦可读，古人恒有此书法，不必致疑。

关于唐篆书者崔浚，其人已难考证。然袁世经、余绍宋皆指出他是篆书风格与李阳冰一致。袁世经对崔浚是否师承李阳冰表示怀疑。余绍宋延续这种观点，进一步发挥，他在《桐君山题名摩崖跋》中说：

“至于崔浚篆书体势，绝类李少温，大是异事。少温有名诸迹，如三坟记、栖先茔记、庾贲政德颂、般若台等，皆大历间所书，崔浚既与同时，缘何亦作此体？岂少温篆法，在当时已盛行，浚从而效之耶？抑此体不始于少温，少温特此体之精擅者，后人遂以归诸少温耶？不可知矣。”

今对比崔浚与李阳冰传世篆书，确实出奇的相似。李阳冰篆书一如唐楷，多施界格，字字独立，而崔浚篆书，大小长短一任石面天然，更显得意趣多姿，难怪袁世经要发出“纵横行列辨星斗”的感叹。笔者亲临摩崖现场观摩，根据摩崖表面形状和篆书章法体势，认为崔浚当初是搭建高台，攀爬上 8—10 米的高空，直接提笔墨书上石，此等难度，绝非等闲所能为。李阳冰的般若台铭书于唐大历七年，崔浚此书为大历八年，两者前后相差一年，书法风格几乎一致，若以书写功力论，崔浚又岂在李阳冰之下耶？或谓稍出己意。这也难怪袁世经和余绍宋要提出究竟是崔浚学李阳冰，还是李阳冰学崔浚的疑问了。

历来名家之下，从者风靡，颖悟高超者，可以做到如灯影取形。如南朝羊欣学王献之，“买王得羊，不失所望”；宋代吴琚学米芾，惟妙惟肖；元代俞和学赵孟睿缬八嫘巍＠钛舯樵诘笔笔⑿刑煜隆４罄昙洌钛舯丫迨嗨昴炅洌渥榉绺窀叨瘸墒欤罅看碜鞅阍谡飧鍪逼诘喜豢赡苁撬说淖匪嬲摺Ｋ员收呷衔蘅５笔茄Ю钛舯榈囊桓鲑撸皇瞧淙宋尬牛槭肥г亍４蘅Ｗ槟ρ碌姆⑾郑右桓霾嗝娣从沉死钛舯榈姆缑遥刹故槭分薄